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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老板的痛苦指数到底有多高?

2018-08-09 10:54 来源: 大照明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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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现在做老板苦啊,特别是搞制造业的,简直是上下无路,进退两难,日日焦虑,前途迷茫。

“你才是老板,你一家子都是老板!”

 

在广东,“老板”曾经是一种尊称,现在却成了骂人的话。不久前,一个在新三板挂牌的照明企业老板跟笔者喝茶,说了一个笑话。几个朋友一起到深圳某餐馆吃饭,服务员照例说,“几位老板,谁点菜?”其中一位听了这句话突然发飙,“你才是老板,你一家子都是老板!”这一似乎无来由的愤怒恰恰一下子击中了太多中小老板的心。现在做老板苦啊,特别是搞制造业的,简直是上下无路,进退两难,日日焦虑,前途迷茫。每天一睁眼便是各种成本开支,每个月面对山一样的薪资税费,哪哪都是刚性约束,哪里的支出缓了晚了,马上就能要你的命。而收入呢,捉襟见肘、入不敷出是常态,殚精竭虑、焦头烂额常常得到的却是一堆应收账款。

 

所以说,不是大神谁敢做老板哪,不是傻瓜谁愿意去做老板呢?

 

聪明的人、聪明的钱早就开始大规模地撤出制造业。三年前,在一次复旦广东校友的小范围聚会中,来了22位校友,其中有20位从事泛金融行业,银行的、保险的、券商的、公募私募基金的、PE的、P2P、小额贷款的,只有两位跟实业相关,鄙人为制造业产业链做信息情报类服务,居然是二者之一。这样的聚会,一方面让我为制造业的处境感到悲哀,一方面也为整个经济环境的脱实向虚感到深深地忧虑。(今年以来P2P平台频繁爆雷,小额贷款公司之乱象丛生都是经济脱实向虚必然开出的“恶之花”。)

 

补充交代一下背景。笔者曾为广东省级某大众媒体干部,在传统纸媒雪崩之前离开体制,自主创业,主要做照明产业链多媒体平台,因此跟这个行业同呼吸共命运多年。

 

照明行业是中国制造最具代表性的产业之一,产业链上两万多家制造企业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基本上以民企为主,企业数量多而规模企业少,最大企业年销售额2017年才刚刚达到100亿元左右。但是全球95%以上的照明灯具在中国制造,因为中国拥有最完善的产业链。

 

在法兰克福、在拉斯维加斯、在东京、在迪拜、在曼谷、在米兰、在圣保罗、在内罗毕,凡是有照明展览的地方,基本都可以见到乌泱乌泱的中国人,有时候在国内难得一见的朋友反而在国外能轻易碰到。

 

由于长期与照明产业链上的制造企业朝夕相处,老板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状态,他们的痛苦和欢乐基本上感同身受。

 

老板们为什么这么痛苦?

 

中国制造业基本上靠代工起家,在“微笑曲线”中处于最底端,活最脏最累,利润却很薄。

 

 

早年要素价格低的时候,还是有利润空间的。可是这些年,原材料价格在涨、人力成本在涨、办公成本在涨,唯有产品价格涨不起来。专做外销代工的企业反映,洋人们把你的利润掐得死死的,能算到小数点后面两位数;做内销的则因为某宝、某多多等电商平台把价格穿透,假冒无良小作坊企业横行,正经做企业的根本无利可图。

 

老板们的痛苦不仅来自市场。公司利润本来已经薄如蝉翼,却还要经常与方方面面的权力部门打交道,谁也得罪不起,哪里疏忽照顾不到都可能会被人“弄死”。大多数做制造业的老板其实都不太擅于与七所八站四面八方的人打交道,他们不是公关先生公关小姐,况且也没那么多时间用于应酬,因此内心痛苦又加了一层。

 

制造业的老板几乎就是个“超人”,要管产品、要管销售、要管财务、要管人力资源,还要懂法律,哪里出致命的问题企业分分钟完蛋。

 

没有人为你分担烦恼(家人也多数不理解,因为没有时间陪他们),但打你主意忽悠你想坑你钱的人却如过江之鲫。老板们也会请一些高管,但高管们拿着高薪周末节假日休息偶尔打打高尔夫,一不高兴还拍拍屁股走人,老板往哪走怎么走?普通员工也不好惹,想干就干,想不干任性辞职,所谓“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老板和员工之间的约束完全是不对称的,员工权益大如天,动辄到劳动部门到法院告老板,一告一个准。社会上甚至出现了无赖高管、无赖员工,不少老板在交流时直言是真正的弱势群体,处处受气,无人心疼,苦也苦也!

 

我认识的一个老板,企业规模有几个亿,1000多员工,他成年在国内外飞来飞去,(注意:飞来飞去不是去旅游,而是为了生意。经常飞的人知道,就一个字,累。)十多年里大多数时间都是住在厂里的。他有老母要孝敬,有妻儿要照顾,但他没有时间,他停不下来。有的专家总说老板们不懂生活,不懂管理,以前我搞大众媒体的时候也这样想,以为在机场候机室买几本书看看就可以对企业事务指手画脚。这几年跟这些老板走近了才知道以前的想法有多幼稚,世界500强企业的做法能随便套用到中小企业吗?这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来搞一个1000人的制造企业试试?那些在电视上在各类论坛上口若悬河高谈阔论的专家学者只需到这种企业做半年的老板,可能想死的心都有了。

 

有人说,老板们不是都很潇洒的吗?喝着拉菲唱着歌泡着妞就把钱给赚了。可能的确有极个别的房地产老板和他们的二代过着这样的生活,可能的确有个别贪腐的国企领导人有很多的情人和别墅,但是在以民营资本为主的一般制造业,说老板们整天灯红酒绿的社会舆论真的是误导。其实大多数制造业老板都生活简单,衣服包包车子都很一般,有的甚至像苦行僧。低调沉默,忍耐坚守,不眠不休,在某种程度上,目前中国制造业的许多老板就是在修行。

 

许多中小制造企业有所谓“内账外账”,因为如果只有一本账,照章纳税缴费,他们都不知死过多少回了。笔者的公司曾协助已经上市的照明企业寻找并购标的,被并购企业的规模和行业地位都OK,最后一谈到财务状况就走不下去了。因为他们的开票收入和谈判时要的估值相差太远。对部分企业设“两本账”的问题,本人是坚决反对的。但看着这些老板们“春种夏耘秋收冬藏”,一年辛苦下来口袋里剩下的铜板没几个,又只能默默地表示理解。

 

或曰:这么苦,这么难,他们为什么不选择离开?

 

他们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开过公司的人都知道,由于这几年推行商事改革,注册一个企业可能只需一天,可要注销一个企业一年也不一定办下来。这还不是主要的。

 

制造业企业往往要在一个圈子里建立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供应商系统、渠道商系统、行业人脉系统,方方面面牵涉的人很多,破产跑路注销企业的成本其实是很高的。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你在这个行业这个圈子就再也呆不下去了,也就意味着这个人的事业生命就此终结了。对制造业老板来说,离开一个熟悉的行业,到另一个陌生的行业东山再起,几乎是概率极低的事件。

 

所以对许多老板来说,即使公司利润薄无可薄,甚至亏损,也必须苦熬岁月,一天天耗下去!笔者认识的另一位老板,企业最辉煌的时候有2000多工人,现在逐年萎缩已经不到100人。在广交会上获得一个订单,几十万块钱的单子涉及产品的类别居然有几十款,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还好企业经营了20多年,有一些老底子,现在没有关掉工厂,也只是为了保持一种存在感,半死不活,聊胜于无。另一位仁兄还不如他,企业资金紧张,在小贷公司借了钱,结果本息越滚越多,终于难以为继,企业停产。欠供应商的钱、欠小贷公司的钱、欠房租欠员工工资,但他不跑路,每天到公司上班,任你打任你骂,一定负责到底,声称有钱再慢慢还上。

 

制造业老板们的“二代”要么不愿接班,要么接班很不顺利。对于衔着“金汤匙”出生的“二代”们,一方面正好碰上目前制造业的困境,父辈们的苦逼看在眼里,幸福指数太低,不愿跟着吃苦受罪。另一方面社会上充斥着赚快钱的急躁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氛围,必然地影响到他们的意识形态。明星们几天时间片场呆呆几千万到手,网红们装疯卖傻做做“外围女”就可以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而制造业呢,厂房设备车辆一大堆固定资产,供应链渠道端一大堆人脉,研发产品销售产品售后服务每个环节都要把心操碎,一年辛苦下来还挣不了几个钱,你说何苦来着?

 

前几天看到一篇网文,说某个企业一年200万的收入,利润只有2万多块钱。我想说,有利润算不错了,许多制造企业一年收入几千万,没有利润甚至亏损的比比皆是。

 

或曰:利润薄如纸,是企业没有竞争力啊,为什么不转型升级?

 

缺钱哪。本来利润不高,各种税费一除,一年下来根本难有积累;找银行呢,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喊了多少年,问题解决没有?您心里没数吗?!那小贷公司呢,的确有制造业老板走投无路到民间高息借钱,结果大家知道的,一沾就死。

 

其实就算勉强凑到了钱,搞开发搞设计搞创新,可新产品上市没几天,山寨、假冒产品就铺天盖地而来。于是企业又要张罗打假,而结果多半身心俱疲收效甚微。

 

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坐拥愁城,无计可施。这就是无数制造业老板的真实写照。

 

在曾有“中国第一县”美誉的广东顺德,有一个镇上曾经有各类照明、电工类企业近200家,随着环境的变化,每年都有离开的,现在剩下的只有两成左右了。还在坚持的企业情况也普遍不乐观,销售额多数不升反降,业内老板弥漫着灰色的情绪。

 

照明行业产业链的集聚区域珠三角、长三角、闽南三角洲都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最活跃的地区,这些区域的制造业日子都不好过,其它地区东北、西北、中部地区中小企业的日子会比他们更好吗?

 

中国不能没有制造业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大的成就是发展了全世界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中国的综合国力因此大大提升,全民因此由40年前的缺吃少穿迈入大多数人小康少部分人富裕或贫困的“新时代”。“改革开放富起来”靠的就是制造业,未来中国“强起来”还得靠制造业。我们永远要清醒地认识到,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来说,制造业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国之根本,其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中国最大的国情之一就是人多,就业难。卢森堡可以靠金融业,泰国可以靠旅游业,甚至俄罗斯靠卖石油天然气就能很好地活下去,而中国绝不可能。那么仅靠不到100个央企,仅靠阿里巴巴、腾讯等几家所谓的新经济企业,能解决中国最大的难题吗?更不能。有人说了,从制造业中挤出的工人女的做网络直播,男的做外卖小哥啊,只有呵呵。毋庸置疑,国家政策、社会舆论的着力点还是要放在中小企业身上。中小企业在全部注册企业中占比99%以上,解决80%的就业人口,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制造业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充分激活中小企业特别是广大制造业的潜能,让他们能够健康滋润地活下去,他们才有能力上供养政府财政,下供养员工家庭,全社会才会真正生动活泼地良性运转。

 

体系完备的制造业正成为当今世界国力角逐的重要砝码。以照明行业为例,全世界的产能基本集中在中国。欧洲、美国的企业嫌照明行业利润太低,基本上逐渐退出这个行业;而非洲、东南亚、中东、拉美等地区的企业又没有配套的供应链,他们现阶段还做不出有性价比的照明产品。因此中国企业在这个几万亿的刚性需求市场有无与伦比的话语权。

 

中国其它制造业门类在国际上也有类似的地位。中国制造业能获得今天的国际地位,是中国人几十年的勤劳奋斗,用一代代人的心血和汗水换来的,来之不易,务须善加珍惜!

 

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逆差为什么那么大,就是因为美国制造业空心化,把又脏又苦又赚钱少的活让中国人干了。美国人本来以为自己很聪明,中国人没日没夜地苦干,他们躺在沙滩上晒太阳,剥削中国人的剩余价值。多年之后,中国国力在制造业的底色上全面崛起,中国人持有的美国国债越来越多,美国人这才发现以前的路有问题,于是特朗普政府终于“恶狠狠”地和中国开打全面的贸易战,并且发起制造业“回流”美国本土的运动。

 

对于美国来说,你中国有一千个恒大、一万个碧桂园,他绝不在乎。但中国要是有10个华为、100个京东方这样的制造企业,有10000个德国中小企业那样的“隐形冠军”,那美国绝对如坐针毡,如临大敌。“中兴事件”是“导火线”,其本质就是美国要在战略上遏制中国,选先进制造业作为突破口,在经济战线欲与中国打一场持久战。“中兴事件”不是自由市场意义上的企业竞争那么简单,他是大国博弈的一枚棋子,其政治意涵极其强烈。

 

我们现在有时候会片面强调服务业的重要性。中国的服务业以前不发达,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偏低,大力发展服务业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经常会犯非此即彼的低级错误,由于强调了服务业,制造业的地位好像就被边缘化了。个人觉得,在中国的基本国情下,制造业永远比服务业重要,制造业是皮,服务业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以制造业为主的德国和以服务业为主的意大利,两国的国力国情对比一望便知。

 

在行业举办的各种会议和论坛上,本人曾多次向坚守在一线的制造业老板们致敬。这真的不是装逼,而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因为做一个制造业的老板有太多不易,能选择在困境中坚守的人理所当然地应该获得鲜花和掌声。也许主观上他们只是为了个人和家庭有更好的生活,客观上却为国(纳税)为民(出薪)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可以选择退出,不再参与这个“责任越来越大,麻烦越来越多,利益越来越小”的制造业游戏。但是每个制造业老板的退出,都意味着国家税基的减少,一批公民的就业难题又会被推到社会上。

 

必须留住制造业的老板们。制造业是国之本,是纲。所谓金融服务业,所谓乡村振兴,所谓民生福祉,都是末,是目。纲举而目张,本固而末茂。制造业老板的痛苦若不能得到缓释,他们的萎靡乃至离开将是我们这个大国最危险的事情。

 

制造业的出路在哪里?

 

一方面我们的制造业面临着很大的问题,一方面又绝对不能没有制造业,怎么办?在世界上有两个国家的制造业值得我们学习。德国和日本。由于历史上日本人曾让中华民族蒙受太多的屈辱和苦难,日本制造业这两年又正好出现了一系列丑闻,从主观上和客观上我们其实更愿意将学习的对象锁定德国。

 

在笔者认识的制造业老板中,有一批“德国迷”,其中一位跟我说过一个故事。他有一个晚上去逛德国的跳蚤市场,在摊位上发现一盏几百年前的欧式台灯,非常喜欢,随口向摊主问了一句,“不会是假的吧?”结果德国人勃然大怒,再也不理我们这位灯具收藏家了。在德国,被怀疑售卖假货是对人最大的侮辱。而对真正的制假售假者的处罚更是极其严厉。一旦查实,制售假同罪,最低罚款30万欧元(相当于人民币两三百万元),这还是政府罚的,另外还要面临消费者的天价索赔,动辄几百万上千万欧元。在如此“酷刑”之下,试问谁敢造假?所以在德国你能买到假货你就发达了。(在比利时、荷兰等欧盟国家类似)

 

纵观国内,假冒伪劣产品之泛滥,令人沮丧。人家“超能”,你就“超熊”;人家“六个核桃”,你就“大个核桃”;人家“大白兔”,你就“太白兔”;人家“娃哈哈”,你就“娃娃哈”,个别电商平台上的“山寨”产品、伪劣产品触目惊心,其猖獗之程度简直叫人匪夷所思!

 

别看现在德国制造享誉全球,奔驰、宝马、保时捷让人爱不释手,博世、西门子、双立人进入千家万户,德国市场上的假货更是荡然无存,但其实历史上“MADE IN GERMANY”也曾经是垃圾货的代名词。1871年德国统一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而英法等国家早已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德国经济要发展,他们选择的“捷径”是仿造英法等国的产品,剽窃其它国家的设计,以粗制滥造价格低廉的产品冲击市场。当时的英国是全球霸主,号称“日不落帝国”,英国人对德国人的做法深恶痛绝,斥之为“无耻之尤”,英国企业家甚至发起规模浩大的抵制德国产品的运动。

 

德国人并没有在“无耻”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英国人对德国产品毁灭性的评价引起德国人彻底的反省。他们开始着手制定产品质量标准。国家层面成立了专门的标准制定机构,涉及几乎所有领域,每年发布上千个行业标准,而且所有行业都有严格的监督检测机构。从此德国制造的产品质量不断提高。10年后,曾经被英国人钉在耻辱柱上的“德国制造”,从毛绒玩具到钢琴,从香水到钟表,各行各业开始诞生人见人爱的金字招牌。1897年,当时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张伯伦已经对德国货表示赞赏。

 

中国的假货泛滥如果从1980年代的温州货和晋江货算起,快40年了,我们好像还在假货的沼泽里打圈圈没什么大的长进。

 

千万不要小看假货问题,它伤害的可是我们国民经济的整个机体。“假货的危害比黑社会大1万倍”,一位行业协会的会长跟笔者说,黑社会至多算身体局部的一个小脓包,随时挤掉,无关大局。而假货问题更像癌症。

 

德国人用10年时间重塑了国际社会对“德国货”的信心,我们还要用多少年?我们学习德国制造,就是要学其“知耻而后勇”的精神。从现在起,我们能用10年时间彻底杜绝假货,让“MADE IN CHINA”像“MADE IN GERMANY”那样受到全世界消费者的信赖吗?

 

对于当下国内市场的乱象,千头万绪首要治假,而治假尤需用重典。假货问题在中国绵延40年而不绝,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关键问题是“有关部门”治理不力,很多地方政府有“糊涂认识”。如果用治理酒驾这样的魄力和勇气去治理假货,结果定将立竿见影。当然如果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对制假售假者“卖一罚万”,也许根本不需政府部门动手,现在买假用假最普遍的农村消费者马上变成成千上万支“打假别动队”,假货的生存土壤或将很快土崩瓦解。

 

假货不死,创新难起!只有对假货的打击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制造业的创新动力才会被激活,质量靠谱、设计创新的中国制造产品才会逐渐大行其道。

 

我们学习德国制造,就是要给中小企业创造更优的生存环境。德国对中小企业的定义:雇佣员工人数少于500人,年销售额不超过5000万欧元。德国目前有380万家中小企业,雇佣员工2820万人。按企业数量算,中小企业占德国所有企业的99.96%,雇工人数占70%。在德国,联邦政府、州政府都有针对中小企业发展的精准对策。仅在联邦政府层面,德国经济部就推出《以中小企业为基础》的一整套政策,在支持创新、专业人才保障、企业成立与交接、寻找国外市场发展机会、提供资金支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行政手续等各方面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支持。

 

小而精、小而美是德国中小企业最大的特点。精工制造、精雕细琢、精益求精,一个螺丝、一把小刀、一个拉杆箱、一个水龙头,都可以做到行业第一、世界第一。而且上百年几代人一直传承下来。坚持品质、追求极致、耐得寂寞正是德国工业精神的精髓。

 

国人目前赚快钱的思想是中国制造学习德国工业精神的死敌。中国社会弥漫着一种急躁焦虑的情绪,“人们的灵魂跟不上自己的脚步”,传销、成功学、过度营销、洗脑培训、无底线忽悠、追明星捧网红等等已经把国人折腾得寝食难安。

 

德国国土面积35万平方公里,比两个广东省的面积略大一点;人口8000万,比广东省还要少一些。漫步在德国城乡,山绿水清,人们安详踏实。强大的制造业是德国人富裕文明的最重要保证。广东是中国第一经济大省,也是制造业大省,建议我们各级政府官员多到德国考察学习,看看人家德国政府是怎样关心扶持制造业的。对那些坚守实业、追求品质、善待员工、默默耕耘的中小制造企业要给予更多的实惠、更多的关怀;我们的中小企业老板,也要多向德国人取经,调整好心态,不要跟风,不要贪大,“发扬工匠精神”,坚持在一些细分领域做精做强,争取早日成为所在领域的“隐形冠军”。

 

结语

 

在广州的黄花岗公园或珠江新城广场散步的时候,都会看到一群群大姐大妈们在幸福地跳着她们最熟悉的广场舞,音乐劲爆,华灯迷眼,一幅盛世图景。我由衷地为他们高兴,为自己的祖国高兴。1840年后100多年绵延不绝的战乱早就远离了我的同胞,1949年后30年贫乏而艰辛的岁月也已逐渐淡出国人的记忆。改革开放的40年我们这代人的确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综合国力的提升让海内外的华人都扬眉吐气,充满自豪。

 

广场舞大妈们的幸福指数是满满的,是可见的;制造业老板们的痛苦指数却是高高的,是隐匿的。前者的幸福和后者的痛苦也是一种发展中的“不平衡”。这个问题值得重视,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因为只有老板们的幸福指数提高了,大妈们的幸福才是可持续的。

 

□ 文/本报评论员 蔡洪波

 

文章来源:大照明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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