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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19 第280期

棋至中盘,治假或为胜负手

经济转型升级、发展动能转换的分水岭,也许正是从与假货决战开始!
棋至中盘,治假或为胜负手

假货:总有一款适合你

 

3年前,笔者一行数人考察贵州市场,期间曾到访遵义仁怀的茅台镇,这是著名的“国酒”大本营。在当地朋友的陪同下,少不了参观规模宏大的厂区、茅台酒的发酵制作车间以及茅台文化主题公园,当然也在著名的赤水河畔徜徉流连一番,遥想当年中央红军在此纵横四渡的神奇战例。作为酱香型白酒的主产地,除茅台之外,该镇还有大大小小的酒厂上百家。茅台方面的朋友称,市场上假茅台很多,虽然公司用于防假打假的开支巨大,但造假售假者从未断绝,花样之多、技术之与时俱进令人叹为观止。他甚至开玩笑说道,“我们只能保证厂区的酒是真的,出了大门就不敢打保票喽。”于是在茅台最后一道生产线,包装车间,我们以自用的名义买了几箱茅台酒随车带上。

 

 

这当然是最极端的情形。要是所有消费者都要不远千里万里到茅台的生产车间才能买到真正放心的茅台,那么这个大山深处的小镇早就要被消费者踏平了。可是吊诡的现实就是,离开茅台厂区,哪怕在最高级的酒店,你能保证你支付了昂贵的代价消费的茅台酒是地地道道的真品吗?


喝到一瓶真茅台要到贵州腹地的深山小镇现场下单才心里踏实,而买一瓶放心的洗头水则要经历另一番苦旅。

 

笔者曾多次参加企业代表团去德国、日本参观行业的展会并拜访当地的主流企业进行同业间的交流。同行的老板们都见多识广,经常出国,买包买表那类所谓土豪式消费其实很少,但在准备上飞机的最后一站,大家都会心照不宣地去逛当地的超市,买上一大包牙膏、沐浴露、洗发水之类的日常用品。这些操作看起来简直可笑,联合利华、花王的这些低价值的快消品,国内货架上不是多的是吗?干嘛千里迢迢费力巴拉地要从国外往家里带呢?

 

看到这种现象,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是笑不出来的,而且可能是眼泪往肚里流。这能怨消费者吗?从总体上来说,消费者都是理性的,他们在用钞票对市场上流通的产品进行信任投票。当这些中高端消费者在国内有很大机率买到假的飘柔洗发水、假的高露洁牙膏、假的多芬沐浴露而又没有能力分辨真假的时候,他们的选择就是,从国外带回来。

 

在珠三角,现在老板请客,最高的礼遇不是到大酒店,吃那些真假莫辨而价格高昂的所谓鱼翅、燕窝,而是在自己的农庄吃绿色有机食品。某日,去一家照明行业隐形冠军企业参访,老板在食堂宴请,包间外面就是一片茂盛的菜地和方正的鱼塘。一边吃饭老板一边介绍,蔬菜青椒西红柿是自己种的,鸡是自己养的,鱼是池塘里捞的,炒菜的油以及做饭的大米是从江西老家背来的,饭后的水果也是从园里的树上现摘的,这一切只为吃上一口放心安全的食品。企业老板“不务正业”自建庄园,回到自种自养小国寡民的阶段,这难道不是对以社会分工为主要特征的文明社会的讽刺吗?

 

本文已无意罗列哪些行业哪些产品在哪些市场出现了哪些假货,这样的新闻充斥着媒体空间,CCTV甚至有专门的栏目每天进行曝光。上面提及的几个场景只是显示,人们在面对逃无可逃的假货时,分别作出的无奈应对。

 

何谓假货?中国工商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可能是国内第一本关于假货的学术专著《假货研究》里指出:一是与客观事实明显不符的商品;二是与国内或国际组织颁布的相关标准不符的商品;三是相当于我国省级以上法院司法判决认定的假货。本文非严肃的学术论文,文中指涉的假货包括一切假冒伪劣的实体产品和软件精神类产品,概念当更为宽泛。


中国的假货绵延时间之长、涉及的地域之广、渗透的行业之多、造假的手段之高、对市场环境和世道人心的影响之坏,都是触目惊心的,不说叫人沮丧,说起让人愤慨。


以笔者最熟悉的照明电工行业为例,主流企业如雷士、欧普、三雄极光、佛山照明、木林森、公牛、欧曼、新特丽等被侵权假冒如家常便饭,企业苦不堪言,每年要花大量的人力、精力、资金去维权打假,但总是按下葫芦起了瓢,打不胜打。制假售假者除了侵害正当厂家的合法利益,蚕食了正品的市场蛋糕,一些小作坊企业生产的伪劣产品因安规不合格,则可能直接威胁到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据悉,每年全国的很多火灾都是因电线、开关、插座不合格或劣质照明灯具而引起。

 

隔行如隔山,我们每个人可能是自己所在行业的专家,却大多是其它行业的“小白”。生产劣质插座的企业自己公司和家人是不会用的,他去祸害的是不懂行的消费者;但这些劣质开关灯具的制造者却又不得不买下甲醛超标的家具,吃下激素超标的鸡鸭鱼肉;给鸡和鱼喂下有毒激素的养殖户他们也是门清,这些东西是卖给其他人吃的,自己吃的鸡是散养的,吃的鱼是不喂饲料的,可是他们却又不得不喝下可能的假酒,吃下可能的假药并用假的牙膏刷牙,使用有安全隐患的照明电气产品……


由于永远的信息不对称、知识不对称,在假货泛滥的大环境下,你就是打起十二分精神,也是防不胜防,随时可能堕入制假售假者为你精心设计的假货陷阱。于是行业之间、城乡之间的互害模式形成一个庞大的闭环,害人者被人害,被人害者又害人,谁也难逃这个怪圈。


三聚氰胺事件,使奶粉行业差点崩盘,广东人到香港去抢奶粉,把香港的货架都扫光了;今年爆出的假疫苗事件,又让整个药品行业的信任受到严峻的挑战。难道非要出现诸如此类天塌下来的灾难性事故,难道非要领导人雷霆震怒,我们才会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吗?


有多少中国人把聪明用在了造假上?


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聪明无双。作为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我们当有绝对的自信。

 

与严谨得近乎刻板的德国人相比,你说是德国人聪明还是中国人聪明?反正咱们是绝不承认比这些日耳曼人傻的。但是,德国人中产生了92名诺贝尔奖得主,我们为人类贡献了几个诺奖得主?德国现在人口8500万,我们有近14亿人;德国在19世纪70年代才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我们统一的秦帝国比他们早了两千年。

 

还有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又授予了其中一位日本人Tasuku Honjo,以表彰他在肿瘤免疫疗法中的卓越贡献。仅从2000年以来,18年时间,日本已经有17人获得诺奖(不含日裔美籍科学家)。

 

还有以色列。他们1948年建国,只有800多万人口,而且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差不多是二战之后世界上战争最多的国家。在这块从未拥有过真正和平的狭窄而贫瘠的土地上,已有8人获得诺奖。

 

建立以色列国的是被经常与中国人类比的犹太人。目前全球犹太人大约有1300万人,他们以占世界0.2%的人口,贡献了16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所有的诺奖中,20%的化学奖、25%的物理学奖,27%的生理学和医学奖,41%的经济学奖,都被犹太人摘走。犹太民族还贡献了贝多芬、马克思、卓别林、毕加索、爱因斯坦等伟大的人物。

 

犹太人是世界上经受苦难最多的民族之一,公元前700多年亡国后就一直流亡漂泊世界各地,历史上多次遭到种族屠杀,最近的一次是在二战时期,超过600多万犹太人遭到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中华民族也是苦难深重,19世纪末20世纪初更是差点到了亡国灭种的地步,我们的国歌至今时时提醒国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苦难可以造就伟大的民族,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与犹太人心有戚戚焉!

 

都说犹太人厉害,可是我们也有“中国的犹太人”啊!我们有聪明的潮汕人、聪明的温州人、聪明的扬州泰州人,还有“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九个湖北佬,抵不上一个九江佬”。这些民谚都在向世人表明中国各区域的人头脑好使智商高,善于营商,堪比犹太人。可是为什么只有几百万人的以色列在科技、文化、经济、军事各方面能走在世界的前列,能获得众多诺贝尔奖,能有全球顶级的发明创造,以色列的科技类企业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数目比全欧洲加起来还多。

 

在辖区面积和人口总数上,我们随便找一个地级市也可以与以色列相当,但是我们这些“中国的犹太人”所获得的成就与真正的犹太人比起来就不觉得汗颜吗?

 

结论或许很容易得出,犹太人有的是仰望星空悲悯人类才堪正用的大聪明,而我们“中国的犹太人”有的也许只是关注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小算计。不是我们不聪明,而是我们的聪明要么遭到了压抑没有得到有效地激发,要么用错了地方,譬如造假。

 

刚到广东工作的时候,就听说粤东某地区造假水平堪称独步天下,除了导弹什么都能搞出来,包括钞票。福建有一个县,造出来的假中华烟比真的味道还醇正!

 

在灯饰行业,意大利的最新款式上市不到一个星期,国内的同款仿品就可以跟消费者见面了。以致于在欧洲的一些展会上,中国同行被谢绝参观,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在广州火车站附近的某皮具市场,LV、PRADA、GUCCI等高仿品应有尽有,很多国外的采购商常驻市场附近,给他们国内的消费者源源不断地送去这些来自中国的“奢侈品”。


在湖南,在河南、在河北、在东北……那些大耍小聪明的制假售假分子像一条条令人恶心的蛆虫寄生在国家的躯体上,不断腐蚀着健康的经济细胞,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使人民受到伤害,使国家蒙受损失。


造假时间长了,连造假者自己都开始不好意思了。粤东某地区是生产洁具马桶的一个基地,不少厂家在对外宣传时都自称是来自佛山或上海的公司,因为当地制假售假名声太大,区域品牌不良,怕影响产品的市场销售。福建沿海某县曾因制售假烟闻名,倒也“藏富于民”。但当地父母官非常着急,到处招商。别的地方引资,他们引业。只要有好的项目,当地民间资本可参与投资,以导引当地民间财富进入正当的行业。


假冒伪劣产品还从实体制造渗透进社会各个领域,学生作业造假、学者论文造假、官员学历造假、电视收视率造假、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还有字画造假、文物造假、古建筑造假……不少领域的造假已形成堂而皇之的所谓“产业”,无数人在造假产业链上讨生活。



假货带来的若干危害


假货危害中国,其罪罄竹难书。

 

(1)假货泛滥,冲击了正品的市场,影响合法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使得企业成本增加,销售受阻,盈利减少,更甚者假货业者逼使正品厂家亏损乃至倒闭。

 

(2)假货泛滥,抑制了企业的创新热情。创新成本高风险大,一旦成功就很快被仿冒山寨,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使得大量中小企业在研发创新上犹豫不决、不敢投入;

 

(3)制假售假者暴起暴富,导致投机取巧之风盛行,社会人心浮躁,都想赚快钱,十年磨剑式的精工制造在舆论上被人嘲笑,难以成为主流,而粗制滥造、低端复制的垃圾产品反而大行其道;

 

(4)鱼龙混杂、真伪难分使消费者对国货失去信任,不得不到国外买买买。随着中国人到国外旅游的便利,每年中国人在海外的消费数以千亿万亿计,日本、韩国、泰国等目的地国家大发中国消费者之财,而我们国内的商家和媒体却大叹消费不振、消费升级难;

 

(5)为防止假货,大量社会资源错配,消耗了大量的社会成本。制造业老板在庄园里种菜,互联网大佬跑到山区养猪,一幕幕中国式笑话此起彼伏地上演。

 

(6)一些制假售假者与一小撮市场监管者猫鼠同窝,后者为前者遮风挡雨、通风报信,贪墨受贿,“食假”而肥,给党和政府脸上抹黑。他们败坏了社会风气,败坏了党风政风,给广大消费者留下巨大的心里创伤。

 

(7)制假售假者往往获取暴利,两三年就开豪车住豪宅,这种非法获得财富的方式如果没有受到处罚,就会形成极坏的榜样,周边其他人很快效而仿之,以致家族造假、全村造假乃至形成区域性造假集群。不问财富来源,有钱就是成功,扭曲了社会的财富观、价值观,也使更多人走上非法获利、无底线赚钱的邪路。

 

(8)假货泛滥,使得人与人之间防范猜疑,导致整个社会诚信体系受到严峻考验。

 

(9)假货泛滥,更形成经济学上所谓“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社会乱象频生。各种骗术、陷阱、忽悠、套路层出不穷,坏人、骗子、恶棍、混蛋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有道德良知的好人反而像黛玉进贾府,处处提防小心。不少人上当受骗后求告无门,司法介入又往往取证艰难,诈骗犯逍遥法外,被骗者痛不欲生的案例层出不穷。不少受害者感叹“做好人难”“诚信经营难”,以致许多人信奉“比坏斗狠”的社会逻辑,出事时第一想到的是找人摆平,这又给黑恶势力的滋长提供了土壤。

 

(10)假货泛滥甚至造成一种“商品丰富”的假象。人们的生活似乎比以前好了,吃饱了,穿暖了,但生命质量却下降了。一位刚退休不久的某社区医院院长一次跟笔者说,20年前,儿童白血病患者很少,现在的科室门前都要排队,看着揪心!现在许多家长都不让孩子喝饮料,饮料里到底添加了什么谁也不知道,还是背个大水壶,喝开水吧。一位权威的肿瘤专家更称,中国的癌症患者未来几年将大规模爆发,这也许就是对人们长期食用不洁食品、住在装修材料不合格的房子里的报复。

 

(11)假货泛滥、山寨盛行更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最大拦路虎。因山寨横行,大众创业必陷入同质化竞争、无底线竞争、恶性竞争的泥潭;而创新者要冒极大的风险而无可靠的利益保障,其积极性又何在呢?


一位担任行业协会会长的制造业老板曾咬牙切齿地跟笔者说过,假货危害1万倍于黑社会,是真正的社会毒瘤!


今日之中国,许多聪明人乐于做个无为的看客,明哲保身,甚至因此沾沾自喜。可是,泛滥的假货却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并且直接影响我们自己、家人、亲戚、朋友的健康和生活,因此绝不能袖手旁观,坐视不理!

 

天下苦假货久矣!正当厂家苦假货久矣,消费者苦假货久矣,中国社会苦假货久矣!


治假或为经济转型之胜负手


假货横行不绝,社会上有各种议论。

 

对“假货阶段论”,笔者抱谨慎的认同。历史上,德国、日本的确都曾有过假货横行的时期。德国假货劣质产品泛滥的时候,曾被英国人歧视;日本人仿冒欧洲产品,也曾遭到西方舆论的讨伐。但他们通过全民痛切反思、政府强力作为,很快就迈出了假货乱国的沼泽期。特别是德国只用了10多年时间,就由假货大国逐渐成为精品制造的强国。

 

对“假货有理论”,笔者则完全不敢苟同。特别是电商平台某多多这几年在国内神奇般地崛起和上市,竟被有些人认为是中国人消费降级和部分中国人只配消费假货的注解。中国人是因为收入太低而不得不去买假货吗?这是狡辩,是因果倒置。

 

如果我们告诉农村的消费者(所谓“北京8环以外的人”),他们吃的消炎药是假的,穿的皮鞋是纸糊的,买的山寨电器有火灾隐患,别说十块八块三块五块,就是白送他们也不一定会要。贫穷的农民和城市低收入者与消费假货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假种子假农药对农民的坑害已经不可饶恕,假酒假药在农村地区致人死亡的案例更叫人无限伤怀。以假货去危害社会弱势群体,在道德上要予以无情的谴责,在法律上更要对这些无良厂商进行严厉的打击。那些给“假货有理”背书的言论到底有何居心,真让人匪夷所思!

 

有人说,我们国家人口太多,地方太大,假货防不胜防,管不过来。德国35万平方公里,人口8500万;日本37万平方公里,人口1亿多。他们的人口密度比中国都要大,人家能管好,我们就不能吗?显然这个理由也站不住脚。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发展成就举世瞩目,GDP总量从全球十几位到世界第二,经济增长速度在较大经济体中更是长期遥遥领先。但是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也积累下很多问题,如环境污染、政商纠缠、产能过剩、结构失衡、脱实向虚等,制假售假也可以归结为这个发展阶段产生的伴生病症之一。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棋到中局,局势错综复杂。我们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进一步也许就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海阔天空一马平川;退一步或停滞不前则可能“拉美化”,经济和社会发展陷入泥泞不堪的草地沼泽。低水平粗放型外延式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这在举国上下已经达成基本的共识。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型,经济增长动能要转换,创新性集约型内涵式高质量的增长方式成为必由之路。


高手弈棋,成竹在胸,愈到凶险处愈显英雄本色。假货问题,既是当下中国经济百病之重要根源,也可能是解决众多缠夹不清的社会问题的金钥匙。治假或是经济转型升级必须放出的胜负手。


因为只有彻底解决假货问题,同胞们长期被压抑的创新能量才会真正激发,中国人的聪明之水才会被引入正常的河道,社会的正向创造力才会被充分释放。现在许多人就像海滩上搁浅的鱼,他们也许是聪明的鱼,但需要潮水把他们带回大海。

 

因为只有对制假售假保持高压态势,浮躁癫狂的社会心态才会渐渐沉静下来,工匠精神才会渐渐滋长,精工制造的产品才会在严谨认真的环境下被细细打磨,一个个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才会悄悄诞生,并获得他们应得的骄傲和光荣。

 

因为只有对造假之风进行全社会的舆论声讨,那些不择手段暴富没有底线炫富的错误价值观才会渐渐收敛,各行各业才会恪守本分,歪门邪道才没有市场。而我们学术界的鸿篇巨制、科学界的诺贝尔奖等才有机会慢慢显山露水。

 

假货猛于虎。解决这个社会毒瘤已刻不容缓!但是喊喊口号、开开会议、发发文件甚至刮一阵风来一场运动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治假要动真格,必须上下一条心、全国一盘棋。

 

高层要下决心。假货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是各种社会问题社会乱象的病根子,最高管理层一定欲除之而后快。每年的央视“3·15晚会”,国家10多个部委联合参加打假行动,便显示出一种与假货势不两立的姿态。本届中央政府强力反腐,打虎拍蝇,要还风清气正的党风政风;强力治污,要给人民蓝天绿水青山。对于强力治假,还市场秩序以本来的面目,我们有理由同样报以热切的期待。新组建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把以前分散在工商、质监、食药监等不同部门的监管执法力量进行了重新的整合,期望通过科学的顶层设计,让假货无所遁形,将打假进行到底。

 

基层要建机制。假货问题错综复杂,又与地方利益、基层利益纠缠在一起,过去是上面雷声大、下面雨点小,只要不死人,不闹出三聚氰胺、假疫苗这样的大祸,地方上往往睁一眼闭一眼,得过且过。因此必须建立长效机制,警钟长鸣,像治贪、治污、治酒驾那样,对制假售假长期保持高压态势。甚至可仿效当年抓计划生育、近两年抓环境污染治理的办法,若辖区内出现假货,对当地党政“一把手”进行严厉问责,必要时实行“一票否决”,各地方打假力度马上提升百倍。

 

最重要是发动群众。对制假售假者必须实行严刑峻法,一旦发现就要罚得他倾家荡产,直至追究刑事责任。从这些年的治假实践看,企业内设机构的打假往往心有余力不足,效果更是事倍功半;而靠政府自上而下的”突击检查”“飞行检查”也会因为打假者人手不够、制假者“太狡猾”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既然假货无孔不入,治假则也需发动群众。

 

消费者买到假货,可向商家索赔,但现在有关规定中的“假一赔三”“卖一罚十”等失之太轻,对制假售假者的威慑力不够,建议修改相关条例,改为“假一罚百”甚至“卖一罚千”,让售假成为商家的噩梦,从流通渠道上彻底铲除假货的生存土壤。与其让制假售假者获得暴利,不如“让买假打假者获得暴利”。如果社会上出现越来越多的“职业打假人”,如果有更多律师这样的法律工作者介入到职业打假行列,并且预期可因此获得可观的收益,我们可以预见制假贩假者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经济发展的核心动能永远在人。如果说改革开放前40年的发展红利主要在中国人的坚韧和勤奋;那么下一阶段的发展红利则必然在中国人的智慧和创新。要把国人的聪明才智引入正道,全面激发创新热情,治假将是最重要的抓手之一。

 

经济转型升级、发展动能转换的分水岭,也许正是从与假货决战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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